雨把站台洗成了两种灰。站牌上的灯泡在风里颤，像迟到的眼神。李沉站在第三号候车椅旁，手里拽着一张褶皱的车票，指节白得像剥开的蒜。脚下的水声很小，但每一步都把时间踩出弹片，落在他胸口。

老吴把拖把往角落一搁，走近时鞋底的湿泥发出低哼。他不急不慢，像把话嚼在嘴里再吐出来：“你又回来了。”声音里有油烟，有夜班的疲惫，也有不耐烦的同情。

李沉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短句像投币：“我来取东西。”他说完，把车票摊在掌心。纸上有一个字，被雨晕成了两片云——安。

老吴蹲下，手碰了碰座位下的湿痕。周围的灯把他的脸拉长，嘴唇边有烟头的黄渍。“这站台啊，丢东西的人多。丢的人少回来。”他说话像刮花的铁皮。

有人广播。列车晚点十五分钟，语气温柔。声音在空旷的建筑里往返，像怜悯被推了又缩。李沉听着，手指摸到了座位缝里的一个塑料袋。

他抽出袋子，里面是一顶孩子的针织帽，湿得像刚从海里捞出。帽檐下卡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照片里有三个人：一个女人背对着夕阳，一个小孩把脸埋在她怀里，和一个坐在角落笑得很笨拙的男人。男人是李沉。那笑，像过去经常被收回的诺言。

照片背后有人字迹，笔迹是倾斜的，像风把字吹得歪了。“给站台的孩子。别等了。”只有这十三个字。李沉的手在颤，指甲把帽沿压出两道白痕。他把帽子贴在脸上，呼出的气把布料湿成了一层雾。

老吴侧过头，嗓子里有一种粗糙的无能为力：“人有时候是走不掉的。不是走不快，是走不了心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动作粗糙却像在缝合。

李沉放下帽，笑得像被刀碰到。没有笑意。短促：“她走了很早。”他的话像旧钥匙，转了半天才开出一点声音。雨又大了，敲在铁皮棚上，敲在他背脊的骨缝里。站台的钟走慢了一拍，像是等他反悔。

老吴没有再说话，只把拖把搭回去。两个人都听见对面的检票口里，有脚步拖长，然后停住。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从远处穿来：“叔叔，你等车吗？”声音稚嫩，带着没被世事染色的急切。

李沉看着那顶小小的帽子，手指抠着边角，像要把字里藏的东西捏出来。风把车站的门推开一条缝，外面有灯光，也有移动的阴影。车票在他掌心发烫。他没有抬头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低：“我等过。”

门拉开得更开了，灯光照进来，射在帽子和那张字上，像刀切。列车的喇叭在远处响起，声音低而清晰。李沉把帽子重新塞进塑料袋，像把一个人的名字塞回了口袋，然后把袋子放在空座上，坐下，肩膀塌得像要把整个站台压弯。

广播里，最后一次通知的声音来了：列车即将进站。李沉闭眼，呼吸一停。雨还在，灯还在，他的手指在裤缝上找到了那道旧的、几乎磨平的刀疤——那是他当年为了赶车留下的。车灯像海里的鱼，慢慢靠近，照亮了他脸上的那条旧刀疤，也照亮了照片背后那句话，斜斜地，像一把不会合上的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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