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下着细雨，像从旧小说里跑出来的颗粒。厨房的灯忽明忽暗，瓷碗边的油渍在灯光下粘滞。她把外套的口袋翻了又翻，指尖碰到一个小纸包，纸包里是母亲寄来的茉莉种子，外面写着：开了记得拍照。

女儿在卧室里翻身，床板吱呀一声像有人在屋里走路。她把纸包捏得更紧，指节发白。手背上有新的老茧，像一条小路，带着过往的重量。

门外传来隔壁王伯的声音，带着纽约口音的中文，“阿莲，别一天到晚闷这屋子，你倒是给孩子煮点热汤啊。”他脚步重，钥匙在门把上转出金属的刮擦声。

她笑了，是没有声音的笑。声音卡在喉头，两秒，一个呼吸的距离。回话只是短短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话落，像把窗帘拉上。她又低头，把种子包按在掌心，像按住什么不会溜走的东西。

电话震动。屏幕上跳出几个英文单词，冷得像医院走廊的灯。她没有接，手指悬在半空，像被寒风吹着，动不了。王伯在门外又喊，“怎么不接？又被谁催债啦？”

她把手机摁回桌上，看着那行字像看着别人的通知。终于还是按下了接听，录音是机械的：“ThisisanofficialnotificationfromImmigration—”语速平稳，没有慈悲。她的肩膀从牙床一直松到手肘，呼吸跟不上。

她把录音放到扬声器上。每个单词都干燥，并列。她听到法律条款，听到递送的程序，听到一个日期。她的眼睛开始发热，泪水在视线边缘成了弹珠，然后被她硬生生压回。

信封是淡黄色的。放在桌上像一块未解的碑。她用指尖抠开封口，纸张摩擦发出细碎的声音，像剪刀剪过指节。里面只有一张白纸，印字冷而深。

驱逐令。

文字像石头落进水面。声响以外，一切静止下来。女儿在房间里翻个身，床单簌簌作响，像有人在远处轻拍窗玻璃。她的脑子里只剩下两个数字：三十天。

王伯的脚步停在门前，声音变了，带着突如其来的小心：“阿莲，你听到啥没？要不我去找律师。”他说话时手掌抚过眉心，像是按压住自己要喷出的咳嗽。

她摇头，嘴里却先出来的是一个命令式的低音：“不要动声色。”这句话软硬交错，不像哀求，更像一把把子掉进了冰水里。她把种子包摁在胸口，感觉到纸的粗糙和自己的心跳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急，声音变得裸露。厨房的灯忽明忽暗，像那个早晨父亲离家时的手电筒。门外敲门声来了，第一次，轻；第二次，敲得有节奏；第三次，像一只大手重重拍在她还在发涨的胸口上。她没有去开门，只有手指松开，种子包滑到了地板上，种子在缝里滚动，发出细小而绝望的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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