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风像小刀，把河堤上的干泥刮出细小的灰絮。梅子把脚一提，鞋底带着河泥的湿味，她站在院门口，手心还残留着车把的温度。院子里滚筒似的狗叼着破布跑过，扫帚在墙角姗姗落下的声音像钟，等于告知她，时间还在那里。

灵堂是一张长桌，一束白菊靠着相框，烟灰缓缓堆在檀香的根儿。阿菊坐在桌边，手里的布条一寸一寸地抻着，眼里像盛着水的碗。她的声音带着乡音，慢慢吞着每一个字：“阿梅，你这回来了就是好……别站着冷着。”话像老木门，隔一会儿才响起一次。

老赵走近，声音像拍板，“按照规矩，先把头丈摆上，再说话。”他说话有种镇定的节奏，句子长，像在念一份清单。二勇则把胳膊搭在门框上，短促，“赶紧的，别让牲口给闹哄了。”他说到这儿，嘴角有点上翘，像要笑，却又咽下去了。

没人多看梅子。她走进父亲的屋子，木地板发出细碎的抗议。父亲的衣柜还开着，一股旧汗和药味挤在一起，像从纸缝里钻出来的苍蝇。她伸手去摸那件旧衬衫，指尖碰到衣料时，胸口痕迹里传来一点温度——不是热，是被翻看过多次留下的柔软。

梅子把衬衫平铺在膝上，双手动作小而准确。左胸口的口袋里塞着一些折叠得很平的纸，边角泛黄。她的手指停了一拍，像是听见了什么声音。屋外的风把门缝吹得咯吱响，像有谁在翻动旧信。

她抽出那张照片，照片的正面是两个人并肩坐在车站台阶上，背后的广告牌还清晰，年龄定格在十七八岁。笑容很平常，一种只有日子能造就的平和。可是脸上，有一道刀刮过的痕迹，像有人用指甲反复把那张脸从记忆里剜掉。光线在刀痕里跳，像裂缝里有光透着。

阿菊听见照片的纸张摩擦声，手突然停住。二勇伸出手，指尖碰了碰照片的角，低声道：“这是谁的照片？”这句话短，沉，像把门栓一扳。梅子抬头，眼底有点不肯明说的东西，她把照片翻过来——背面压着几行字，笔迹歪歪扭扭，像小孩在学写字。

那几行字并不长，只有三个字：别再找。墨迹有一处被划破，像是被湿手揉过，字边缘发暗。阿菊的肩膀一颤，像被突如其来的冷水浇着，声音软得像从地下爬出来：“谁……写的？”她问，但她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声音在最后断了。

院子里忽然静得能听见瓦缝里挤出的风。梅子的手指贴着那刀痕，指尖温热，像碰到了别人的伤口。她又低头看了看相框里父亲的照片——那个被生前呈现得方正的脸，此刻在她眼里变得看不清。屋外，小孩一阵追逐放声笑，笑声被风带走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她把照片塞回衬衫口袋，动作缓慢。门外，老赵的脚步沙哑地靠近，二勇在门框上又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梅子站起来，膝盖有点发软，声音低得像是在和自己说话：“我得去城里看看。”话说出后，空气里掉下一枚石子般的静默。阿菊没有阻拦。她只是把布条攥成一团，眼角湿了，可什么也没说。

她转身的时候，手却又回到那张照片上，指尖在刀痕处拂过，像在追问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。风把院门一合，发出片刻的关门声，像是把一扇旧日子彻底封上。梅子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硬纸背面最深处的一个小折角，上面有一个被撕掉的印章和一串模糊的数字——她用指甲抠了抠，指尖抹出一点血来。她看着那血点，像是看见了别人眼里的春天，却没有回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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