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台上的钟走得慢。候车室里只有几个人，机器的灯嗡嗡，像没睡好的头痛。门推不开，我在门缝外站了两次，直到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男人从里面把我拉进来，带着汗味和烟味。

失物招领在站务室的角落里，窗子被雨打成模糊的水帘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，头发挽得很紧，眉眼里像铁丝网，手上有一道浅浅的老茧。她抬头看我，先是看了我的手，再看我的脸，像在算账。

“找什么？”她的声音干净，像割过的布。

我把名字告诉她，声音突然像被风吹薄了。她敲了几下键盘，翻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里面有个小表，带着布纹的表带和一圈已经磨圆的金属边。她把袋子放在柜台上，没有递过来，只用手背把纸上的签名条推到我面前。

旁边那个拉着我进来的男人凑过来，嗓子里带着家乡的土音：“你看这不是老表么，外面淋雨咯，表带都黑了。”他说话像扔石子，短而重。

我把手伸过去，指尖先碰到冷冷的塑料。她的指甲里有咖啡渍，指尖一拧，袋口被塞回去。我等了三秒，三秒像两公里的铁轨。最后她把袋子整个人向前一推，一字不发。

当我把表从袋里拿出来的时候，表面上有细小的划痕，中心的玻璃上有一条像裂缝的光。表停在三点一二分，指针僵住，像被什么命令过似的。我的手开始微微颤。

她看着表，眉梢沉了又起，像是把温度探了一遍：“有人交的。”

“是谁？”我问，声音小得像掉在轨道里的硬币。

她没有直接回答。指尖碰了碰表的背面，动作像抚摸一件活物。然后她翻过来，我看见刻在金属上的四个字，字迹被磨了边：等你回家。

那一瞬间，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口气。车站的公告广播开始念下一班车，声音在狭窄的房间里撞来撞去。我的脑子里想起了很多小东西——一个无名铃铛、冬天里鼓胀的门框、母亲曾在门槛下塞过的一张纸条——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没一个标点。

“这是……”“签个字。”她把笔递过来，语气像交代一桩公务，既冷又准。

我签字的时候眼睛盯着刻字，字的边角里有盐渍的痕迹。她在我签好后用力地将笔放进杯子里，杯子碰到柜台发出短促的响。她站起来，动作比刚才慢了几分，把那只小表放回袋里，又塞进抽屉的一个夹层。

“有人等着你吗？”她终于开口，问得很正常，像问今天几点发车。

我想了半天，喉头堵得像被针扎过。外头雨声变细了，窗玻璃上落着一圈圈小水珠，我能看见自己模糊的侧脸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她点点头，像记下了什么要记的事情，又像把它扔回了抽屉。她转身去拉开柜台的抽屉，手指尖在黑暗里摸索，摸到表的袋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像是犹豫。然后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抽屉轻轻盖上，盖得恰到好处。

我把手伸回去，想把袋子再拿出来看一眼，动作却被她的眼神截住了。那眼神里没有审判，也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干净的兜着别人的秘密的倦。我看见她手指的老茧在灯光下闪了一下，像一道小小的伤口。

然后她把桌上的签名单推给我，带着一行小小的字：遗留物六个月内认领。她垂下眼，看着我，声音变成了另一种温度：“要不要现在就去等站台？”

我把表放进口袋，冰凉的金属透过布料传过来，按在我心口的地方。站台上的钟，还是慢着，三点一二分像个没有结论的誓言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把那四个字在脑海里重复了一遍：等你回家。

广播又响了，提醒某班车即将到站。她转头没有看我，手伸向柜台后一个小纸箱，抽出一张褪色的车票，轻轻放在我的手边，像结束一场交易。纸的边缘已经卷了。我拿起那张车票，感觉它比表还重。

我站起来，门外的雨声像被某个开关关了半截，剩下零碎的冰屑。她把视线收回到记录表上，笔尖在纸上划出一条直线，那条直线斜着，像没有回头的轨迹。

我走出门槛的时候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她在灯下，侧脸像被切割过，干净而清楚。她没有笑。她没有再说话。她只是把抽屉关得更紧，像把一个字从世界里封上。

站台上人群涌动，灯光被雨洗成碎银。我把手深插口袋，掌心紧贴着表，那四个字在皮肤下像一根针。列车的轰鸣声起，像要把时间推回去，也像要把它掰断。我没有上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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